先秦农家与阴阳五行(2)
【作者】网站采编
【关键词】
【摘要】顺“时”而为,是历代农家的共识和通识。西汉《氾胜之书》阐述耕作栽培原理,以“趣 (趋)时”为首;明代马一龙《农说》阐发“三才”理论,以“知时”为
顺“时”而为,是历代农家的共识和通识。西汉《氾胜之书》阐述耕作栽培原理,以“趣 (趋)时”为首;明代马一龙《农说》阐发“三才”理论,以“知时”为止。除去这一首一尾,再举中间一例。成书于北魏的《齐民要术》是我国完整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农书,贾思勰在书中亦特别强调农耕要因时制宜,“顺天时,量地利,则用力少而成功多”(《齐民要术·种谷》)。而战国末年业已成型的二十四节气,就是专为农业生产掌握时令而设的。阅读《吕氏春秋》“十二纪”、《礼记·月令》、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,依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事之旨更是清晰在目。
若再加追溯,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“天人合一”思想的一大表现。马王堆帛书《经法·论》主要论述君主当法天则地、顺四时之度而行,但亦有关涉农家之论者。其文云:“动静不时,种树失地之宜,[则天 ]地之道逆矣。”[8]61农家强调则“天 (地)之道”而行,阴阳家亦特别注重此端。司马谈《论六家之要指》说阴阳家“序四时之大顺”,又说“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此天道之大经也,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”[9]卷一百三十,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说阴阳家“敬顺昊天,历象日月星辰,敬授民时”[1]卷三十,1734。农家与阴阳家所持理路,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。农家、阴阳家孜孜恪守的“天时”、“时令”等,无疑属“天道”范畴。换言之,农家、阴阳家顺“时”而为,亦属顺“天道”而为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,儒家、道家概莫能外。
(二)“三才”之道
从更广义、更深沉的角度说,《上农》等四篇在具体推演“耕道”时,引以为据的是古中国的“三才”之道。所谓“三才”,《周易·说卦》认为是“天之道”(天道)、“地之道”(地道)、“人之道”(人道),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认为是“天时”、“地利”、“人和”(《荀子·富国》与此相同);于农家而言,“三才”是“天时”、“地宜”、“人力”。
农家向重“三才”之道,这基本上是世所公认的常识;而“三才”统一的思想,是春秋、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农业科学思想观念。《上农》等四篇多并言天、地、人,“夫稼,为之者人也,生之者地也,养之者天也”(《审时》),“天下时,地生财,不与民谋”(《任地》)。元代王祯的说法颇为典型,“顺天之时,因地之宜,存乎其人”(《农书·垦耕》)。所谓“天时”、“人力”,人多能云,无须饶舌;而农家所云“地宜”,则需要略加辨析。所谓“地宜”,又称“土宜,指的是一定地域内最适宜栖息的鸟兽和种植的作物,尤其是农作物;古人所说“观地之宜”,即是对“地”及“宜”的观察和研究。
权威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农学卷》在分析《上农》等四篇的结构和内容时,即着眼于从“三才”之道的角度阐发此四篇的“微言大义”,从而证明它们合乎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所说的“上揆之天,下验之地,中审之人”。具体而言,《上农》篇主要讲述农业政策,以保证有较充足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,讲的是“人”,即所谓“中审之人”;《任地》、《辩土》两篇总结土地利用和土壤改良的原则和方法,主要讲的是“地”,即所谓“下验之地”;《审时》篇强调农时对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,讲的是“天”,即“上揆之天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“三才”理论像一根红线贯穿于《任地》等篇,这几篇的农业技术体系是以“三才”理论为指导的。换言之,这几篇“农学论文”包含了对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“天、地、人”关系的经典性论述,业已构成了以“三才”理论为指导的相当完整的农学体系。由此可以看出,以“三才之道”为代表的整体观、联系观、动态观是贯穿于整个传统农学的一条红线。
(三)土壤分类
对土壤认识的加深,是农业知识深化的表现之一。就土壤的分类学而言,其中不无五行学说的影子。《尚书·禹贡》根据土壤的颜色、质地、植被和水文等因素,将九州的土壤分为“黄壤”、“白壤”、“白坟”、“黑坟”等九类,又再细分为三等 (上、中、下)九级 (从上上到下下)。与《禹贡》相较,《管子·地员》对土壤的认识更为深刻、分类更为细密。该篇内容可以分为三类:(1)地下水位与土壤植被的关系;(2)地表植被的垂直分布情况;(3)“九州之土”(土壤)的分类。在土壤的分类上,《地员》把土壤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十五类,每类都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,并且与五音、五色等配合,构成了一个整齐划一的“五行图式”。为便于说明,兹以黄河下游平原(渎田)五类土壤所宜农作物和植被等情况为例,列表于下:
文章来源:《土壤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tr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513/1036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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